和书打了大半辈子交道，可谈的事不少，这里就说说买旧书中的又惊又喜。
有一次我和一位同事，一起去上海旧书店二楼“内部供应”的旧书库去拣旧书。我们分头在书架边聚精会神地选书。突然，那位同事叫我一声，向我招招手。我走到他身边，见他拿着一本毛边的鲁迅的《彷徨》，打开封面，扉页上写着：“这是鲁迅先生送我的书，赵平复1929年×月。”（月份我已记不起来）同事问我：“赵平复是谁呀？”我说：“赵平复就是柔石啊，这是鲁迅送给柔石的书。”我们商量着他买还是我买。不料隔壁一排书架后面，上海鲁迅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也正在选书。他听到我们的谈话，就走了过来，要求把书给他看看。他看了书说：“我们正在找这样的书。让我们纪念馆买吧。”他见我们有些犹豫，就去同营业员说了。营业员来说服我们：让给纪念馆。在无可奈何中，我们当然只好割爱。
可是这样惨痛的教训，我并没有记取。有一次，我和黄裳、姜德明去上海淮海路旧书店书库拣书。我拣到一本小开本的湖畔诗社编印的《春的歌集》初版本，上面有应修人给旦如的题赠。旦如即谢澹如，和当年的湖畔诗社关系密切，30年代瞿秋白、冯雪峰都在他家里住过。他是上海鲁迅纪念馆的第一任副馆长（该馆历来只有副馆长而无馆长）。我拣到这本书，一阵兴奋，就悄悄告诉了老姜。老姜拿过书去翻了翻，说：“真不简单，真有意思。”拣好书，我们各自抱着一大捆去付款，营业员一本书一本书的计价，到《春的歌集》时，他扣住了书说：“这本我们不卖！”横竖求情说好话，就是不卖。毫无疑问，我和老姜的谈话，营业员都听到了。拣旧书时，我不能保持沉默，就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！
在上海旧书店，到付款时，被截住一二本书说是不卖，是常有的事。但被截下来的书，营业员常常又放回书库，过了几天他忘了截下的事，下次另一个人来却被买走了。我自己也遇到前一次不卖的书，下一次去却买到了的事。可见，买旧书还得碰运气，拣到了好书，重要的是别引起营业员的特别注意。
有一次，我又去旧书店。二楼书库的墙角，一直堆着高高的一堆旧字帖、破地图，上面已积了一层灰。买旧书的人，包括我在内，从不去翻动它。那次我正好有时间，书架上没有什么旧书好拣，就不妨去翻翻那堆旧字帖破地图吧。我弯着腰一本一本的翻下去，突然眼睛一亮，竟是一本线装的徐志摩《爱眉小札》的手稿影印本。据赵家璧撰文介绍，这本徐志摩手稿，用珂罗版影印，只印了一百册，是编号发售的。书刚印出，提供手搞的陆小曼就买去了不少，以送给徐志摩家人和亲友，因而社会上流传稀少。我的手微微有点颤抖，翻到书末，看到编号是“九十九”，啊，九九归一，这书竟归到了我的门下。我的心剧烈地跳着，脑子里却在盘算：怎样才能混过付款时的那一关？想来想去，最好的办法是把它作为字帖买下。于是我又拣了一本线装的也是手迹珂罗版影印的字帖。去付款的时候，我把字帖放在上面。那营业员接过书去，翻开第一本一看，有点惊讶：“老倪，你对书法也有兴趣呀？”我赶紧回答：“你别看我写的字像蟹爬似的，我可学过魏碑呵！”我这一说，不料营业员把已合上的字帖又打开，说：“这本可不是魏碑呀？”他好像就要去翻下面的一本，我赶紧说：“你再看看，它写的虽是楷书，可很有点隶书味。”他的注意力又回到了上面这本书上，说：“倒是有点隶书味。”接着他就说了书的价格。旧书的价格都是营业员临时定的，字帖或许有固定的价目，因而他随口就说了出来。我赶紧付款。这时他突然把两本书夺了过去。这真使我吓了一跳。哪知他转过身去，拿来一张包书纸摊在柜台上，把两本书放在上面，拍拍拍四下，将书包了起来，还在纸口上粘了胶水纸，递给我说：“线装书要包一包。”我接过书，赶紧放进提包，严严实实拉好拉链，说了声谢谢，拔腿就离开那柜台。走出旧书店大门，我这才深深地透了一口气。
我买到《爱眉小札》手稿影印本的事，在爱书的朋友中传开了。后来有人告诉我：就在我拣到《爱眉小札》的那堆旧字帖破地图里，有人又拣到了林则徐书信手稿底本，那可价值连城呢！回想当时，在我拣到《爱眉小札》后，虽然我仍一本一本的翻拣下去，但思想已不集中，脑子里只在盘算怎样能买下这本书的事，下面还有宝贝被遗漏了，是完全可能的。但过了些时间想想，所谓“林则徐手稿”云云，可能是喜欢闹着玩的朋友有意编出来的故事，好让我后悔得吐血。但我并不研究林则徐，就是真的掏到了林则徐手稿，也未必有什么用处；当然拿到拍卖行去，或许可得到高价，但我从不进拍卖行卖过什么，也无由此发财的奢望。所以我既不后悔，更没有吐血。
陪着《爱眉小札》买来的那本线装字帖，前几年一位懂书法的朋友看了，说是也极有价值。这可是意外之意外的收获了。
买旧书常会有又惊又喜、亦惊亦喜的故事，先惊后喜，需要的是运气。买旧书的乐趣，或许正在这又惊又喜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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